“今晚我就离开。这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永远、永远也见不到那个可怜的乳臭末干的小丫头了。滚出这间屋子。”
读者,我那么做了。我上楼来到一半破烂的书房。两手叉腰,镇静下来恢复自若,站了片刻,从门口看到那张遭劫的小桌子,抽屉大开,一把钥匙挂在锁孔里,另外四把钥匙摊在桌面上。我穿过顶楼的走廊,走进亨伯特夫妇的卧室,平静地从她枕头下转移出我的日记,放入我的口袋。然后我朝楼下走去,又停在半路:她正在通电话,电话机正好就安在客厅的门外。我想听听她正说些什么:她取消了订购的什么物品,然后又回到客厅。我再次调整好我的呼吸,穿过过道,进了厨房。我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她从来也不能抵抗威士忌的诱惑。我走进餐室,透过半
过些调查,不过无妨;这老恶棍当然有个甜甜的女儿。
我精神高涨地告辞出来。用一个指头把住我妻子的小车,心满意足地向家驶去。拉姆斯代尔毕竟诱惑力很大。蝉在叫;大街刚洒过水。一路顺风,我几乎是平滑着就开上了我们那条陡峭的小马路。那天不知怎么样样事都很称心。天那么蓝树那么绿。我知道太阳光灿灿,因为我的点火栓正好反射在挡风玻璃里;我还知道此时正是三点半,因为每天下午给奥泊西特小姐按摩的护士穿着白袜、白鞋正在狭窄的便道上轻快地走着。象平常一样,歇斯底里的琼克长毛狗在我驶下山时朝我袭来:也象平常一样,地方报纸刚刚被肯尼扔在前廊上。
前一天,我已放弃了故意摆出的冷漠的生活规矩。此刻我打开起居室的门便快乐地喊出归家之辞。夏洛特的玉色颈背和青铜色甜面包对着我,身上穿着我第一次见她时穿的那身黄色衬衣,栗色宽松鞋,她正坐在椅角的写字台上写信。
我的手仍然放在门把上又重复了我衷心的欢呼。她写字的手停下来。静坐了片刻;然后她慢慢转过她的椅子,把胳膊肘放在弯曲的靠背上。她的脸因激动的情绪显得十分难看,她盯着我的双腿开口说话时那情景怪是骇人:
“黑兹这女人,大母狗,老猫,应受惩罚的妈妈,这……
又老又蠢的黑兹从今起不再是你捉弄的对象。她已经……她已经……”
我义正辞严的控诉者住了口,吞咽下她的怨恨和泪水。
无论亨伯特·亨伯特说什么——或企图说什么——都全无必要。她继续道:
“你是个野兽。你是个可恶、可憎、罪大恶极的骗子。你敢过来——我就朝窗外叫。滚回去!”
同样,我想无论H.H.小声嘀咕些什么都可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