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年浪游岁月里丢失的许多宝物中,有一张快照,我姨妈照的,照的是阿娜贝尔、她的父母和老成持重的跛脚绅士,库柏医生,围坐在路边咖啡馆的桌边;医生在同年夏天向我姨妈求过婚。阿娜贝尔照得不好,因为她正好在对一块巧克力冻专心致志时被拍了下来,她裸露、瘦削的肩膀和头发的分缝是能辨认出一切的(我记得的那张照片),阳光模糊了她那份沉迷的可爱;而我,离开其他人坐着,表现出一种戏剧性的凸出:一个阴郁、面露愠色的男孩,穿一件暗色运动衣和一条裁剪得体的白色短裤,双腿交叉,侧身而坐,眼观旁处。这张照片摄于那个毁灭性夏季的最后一天,而且正是我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做抗拒命运尝试的前几分钟。找了个很不充分的藉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实际上什么也无所谓),我们逃出咖啡馆,来到海滨,找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沙地,那儿有一堆红石头垒成的洞穴,在它蓝紫色的阴影里,我们贪婪地抚爱了,唯一的见证是不知谁失落的一副太阳镜。
我跪着,正要占有我的爱,两个胡须髯髯的洗海澡人,大海的老父和他的兄弟走了过来,叫嚷着猥亵的鼓励话。四个月后,她在科孚死于伤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