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发出“我不杀约翰，约翰实由我死”似的悲鸣，我们在惋惜伟大作家如此败笔之余，不禁要呼唤复仇女神来为我们祛除任何不必要的由弟及兄的同情!
维克多·雨果仍然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二十九岁，他就已经开始超出他原来的哲学，寻求人性以外更多的东西，或者说，人性里面更深的东西。果然，无论是克洛德，还是卡席莫多，他们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人，他们内心的分裂、冲突，反映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神权与人权、愚昧与求知(2)(即使在卡席莫多那样混沌的心灵中，理性的光芒仍然不时外露，他那声“圣殿避难”的呐喊绝不说明他是一个白痴!)之间，庞大沉重的黑暗制度与挣扎着的脆弱个人之间的分裂、冲突。而这种反映，是通过曲折复杂的方式，交织着众多纠葛，历经反复跌宕的。——唯其如此，雨果这位巨匠才把这场悲剧刻画得深刻感人，按照某些传统评论家的说法，甚至“恐怖气氛渲染得极为出色”。间断三十年(1831年至1861年)(3)之后，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更为成熟，若望·华若望悲惨的一生，远远不是人性内里冲突达至不幸的解决所能解释的；他最后那样悲天悯人地圣化，看来有违作者的初衷，是早已超越过什么主教的感化、内心中善战胜恶的结果，而是这个苦命人痛苦地感受和观察社会生活，因而明辨善恶、善善恶恶的有意识的行为。
(2)即，被中世纪的人夸张地称为“科学”的那个东西。
(3)这中间，雨果全力以赴写诗和剧本，(除了一篇不为后人道及的《克洛德·葛》之外)中辍了写小说。
笔下的人物如此作为，正是作者本人明辨善恶、善善恶恶使然。说雨果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尤其是因为他不仅揭示出人性冲突中实在的社会内涵，而且自己就在生活中断然作出抉择，强烈地爱所应爱、憎所应憎(4)，并在作品中以引人入胜的笔法诱导读者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如果说这恰似雨果自己津津乐道的“良心觉醒”，这个觉醒在《巴黎圣母院》中即已开始。青年的雨果是以这种“内心的声音”，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声音，迎接了他的“而立”之年。
(4)雨果对几次重大历史事件——1848年的资产阶级g,m、1852年小拿破仑称帝、1871年的巴黎公社等等——的态度，是人们熟知的，无需赘言。
道貌岸然的堂克洛德就是恶魔的化身。这还不仅仅在于他*秽、不纯洁、不信上帝、叛教、致无辜者于死命，还不单单在于他个人作恶多端、行妖作祟，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