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