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闲谈,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看清了——得多替自己着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我对现今的z.府不满意,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说结婚就结,说离婚就离。一百个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以后,他指着
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