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见面有点不伦不类。我似乎要充当一个法官之类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讲,杜巴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着一支抽烟,显然,他又烦躁,又生气。
“‘你瞧,保夫鲁沙,他不单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什么地下小组,还在那儿煽风点火,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主义大学公开承认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派人”,可同时又在瞒天过海,耍阴谋。今天的事,我要写信报告省监察委员会。’安娜气愤地说。
“杜巴瓦很不满意,嘟嘟哝哝说:“‘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去汇报吧。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对安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喊了起来,叫杜巴瓦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找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劲。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经是好朋友,他还不是不可救药。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床上,马上堵我的嘴,说:“‘你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可我还是得说。
“我想起了过去的事,
的托派小组会议的见证人。她听到的那一大堆东西,连做梦都梦不到。而且,为了迎接全乌克兰共青团代表会议,他们还印刷了一份宣言之类的东西,准备藏在衣襟下,偷偷散发给代表们。安娜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来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间,要求他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会议,在中央委员会遇见了基辅的代表。
“塔莉亚给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决定午饭前去看望她,因为在她工作的党中央妇女部我们没能找到她,她在那里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塔莉亚和其他几位同志也答应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坎儿了。”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两只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出声。他望着丽达,回想她以前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了一个体态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朴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连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轻轻拽了一下,要他继续说下去。
“我听着呢,保尔。”
保尔接着往下说,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
“安娜见到我,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杜巴瓦则是冷冰冰的。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