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听见……”
“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1920年8月26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