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份上，啥规矩都不讲啦，净想择清自己，把事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劳改队
粮食定量
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粮食，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说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就够多，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罪，党和人民宽大咱们，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这不是向党猖狂反扑吗？你瞧瞧，这点儿屁事就能说出这
多道道来，要不怎叫文化人呢。当然，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就算条汉子，右派队二百多号人，拒不低头认罪只有五个人，他就算个，田先生自打进劳改队那天就不承认他犯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妈，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
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讯权利，田先生句软话没说。劳改农场干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活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是冬天挖冻方，东北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镐下去个白印，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排，再用钢钎撬，那活不是人干，右派们干那种活可遭罪，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劲儿使小没用，抡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可不是闹着玩儿，十八磅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整个农场光这砸死就好几个。田先生算是死不改悔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下，就被派扶钎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把手砸骨折，包扎下还得接着扶钎，唉，罪遭大。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灾年来，可就完啦，你想，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躺着也够呛，大伙浑身浮肿，走道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工地离们宿舍有十几公里，单程走也得个多钟头，零下40度天，肚里再没食，能不死人吗？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有次走着走着也倒下，当时也不觉得冷，也不觉得饿，只觉得身上暖暖挺舒服，眼皮也睁不开，直想睡过去，听人说过，什时候有这种感觉你小子就该完蛋啦，当时心里明白极，眼闭心横，去他妈，爱怎着就怎着吧，横竖条命，活着也遭罪，百吧。你猜怎？
咱快完蛋时候，有人掰块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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