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个份上，啥规矩都不讲啦，净想择清自己，把事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说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就够多的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和人民宽大了咱们，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这不是向党猖狂反扑吗？你瞧瞧，这点儿屁事就能说出这么多道道来，要不怎么叫文化人呢。当然，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就算条汉子，右派队二百多号人，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五个人，他就算一个，田先生自打进劳改队那天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妈的，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讯权利，田先生一句软话没说。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的活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是冬天挖冻方，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那活不是人干的，右派们干那种活可遭罪了，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田先生算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就被派了扶钎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一下还得接着扶钎，唉，罪遭大了。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灾年一来，可就完啦，你想，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躺着也够呛，大伙浑身浮肿，走道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的，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工地离我们宿舍有十几公里，单程走也得一个多钟头，零下40度的天，肚里再没食，能不死人吗？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也倒下了，当时也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只觉得身上暖暖的挺舒服，眼皮也睁不开了，直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了你小子就该完蛋啦，当时我心里明白极了，眼一闭心一横，去他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横竖一条命，活着也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怎么？
咱快完蛋的时候，有人掰了一块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