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要求阿尔贝蒂娜作出解释,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很难相信除了她与安德烈过分热烈的友情之外她怎么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我当时过分粗,bao地表示了我对这类不良习惯的厌恶,我谴责的方式也过于斩钉截铁。我现在已想不起来在我天真她宣称我对这类事深恶痛绝时阿尔贝蒂娜的脸是否发红了,我之所以想不起来,是因为往往在事后很久我们才会想到去探究某个人在我们一点不注意他的时候采取了什么态度,当我们后来又想起这次谈话时,也许正是他当时的态度可能澄清某个使人心碎的难题。然而我们的记忆却总有空白,我们便因此而寻不到事情的蛛丝马迹。甚至有些在当时已经显露出重要性的事情都常常引不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没有认真听某一句话,没有去注意某一个手势,或者把它们抛在了脑后。过些时候,当我们如饥似渴地希望发现什么真相时,我们回顾推断,推断回顾,象翻阅回忆录似的去翻阅我们的记忆,即使翻到了这句话这个手势的地方也还是想不起来,于是我们便重起炉灶,沿着同一个轨迹再翻它20遍,可是徒劳,而且再也翻不下去了。她当时脸红了吗?我不知道她是否脸红了,但她不可能没有听见我的话,后来在她正准备向我坦白的当儿,也许正是因为回想起了我说过的那些斩钉截铁的话她才裹足不前的。现在她已经踪迹全无,我即使从地球的南极走到北极也不可能再遇见她了;已在她身上锁闭起来的现实又已变得平淡无奇,使沉没了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只剩下了一个名字,就象那位德-夏吕斯夫人一样,认识她的人谈到她时也只不过不疼不痒地说说“她真是妙不可言”而已。然而我却一刻也不能设想会存在阿尔贝蒂娜意识不到的现实,因为她在我身上的存在太牢固了,我的全都感情,全部思想都和她的生命息息相关。倘若她了解这一点,她看见男友对她如此不能忘怀也许会受到感动,因为如今她的生命既已完结,她也许倒会对她昔日漠不关心的事情感受格外深刻。然而正如人们由于害怕所爱之人不忠实而自愿摒弃自己哪怕最秘密的不忠之举一样,我一想到如果死者的生命在某处犹存,我外祖母了解我对她的遗忘与阿尔贝蒂娜了解我对她的追忆一定会同样清楚,一想到此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总的说来,甚至就同一个死者而言,难道你就可以肯定得知她了解某些事情而感到的欢乐足以抵销以为她什么“全”知道的恐惧吗?某些时候,无论我们可能作出多么残酷的牺牲,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挚友死后放弃把他们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