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没有掌握家族精神，因为他们对任何思想都采取拒不接受的态度。那些和公爵夫人无血缘关系，但却掌握盖尔芒特精神的人，过去大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天赋，或有艺术家的素质，或有外交官的才能，或有议员的口才，或有军人的天赋，但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小圈子生活。他们作这样的抉择，可能因为他们缺少独创性，或者缺乏首创性，或者意志薄弱，或者身体欠佳，或者没有机会，也可能是为了跻身于上流社会。
如果说盖尔芒特沙龙曾是某些人从事某种生涯的绊脚石（应该承认这是个别现象），那也是违背他们愿望的。一个前程远大的医生、画家和外交官，虽然比许多人更有天赋，却在生涯中惨遭失败，因为他们和盖尔芒特家族亲密无间的关系使医生和画家被看成是上流社会人士，外交官被看成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不能得到同僚们的承认。法兰西学院选举团成员穿戴的旧式长袍和红色无沿帽，不只是（至少在不久以前）墨守陈规的过去和闭关自守的宗派主义的外部残余。
“教授”们头戴饰有金色流苏的无沿帽，活象头戴犹太人锥形帽的大祭司，在德雷福斯案之前的年代里，他们仍然死死守住法利赛人①的旧观念。迪-布尔邦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但因为他不喜欢社交而得到了同僚们的承认。戈达尔大夫虽与维尔迪兰夫妇过从甚密，但维尔迪兰夫人是他的病人，此外，他那粗俗的举止也对他起到了保护作用，况且，他在家举办宴会时，只邀请医务界人士，宴会上飘溢着石炭酸气味。但是，在这些法定的社团中，蹈常袭故、囿于偏见，不过是廉洁奉公、道德高尚所索取的代价，假如在更加宽容、更加自由、很快就变得更加放荡的环境中，人们也就不会象这样墨守陈规了；在这些社团中，一位身穿银鼠皮里红缎长袍、和中世纪深居宫堡的威尼斯总督（也就是公爵）十分相象的教授，和另一个公爵——卓越而可怕的德-圣西门先生一样，有着高尚的品德，恪守崇高的原则，也象他那样铁面无情，不容异类。异类即那位热衷社交生活、有着不同的举止风度和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医生。这位不幸的医生想掩盖他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关系，但又怕同僚指责他瞧不起他们（社交界人士的想法实在荒唐！），为了把事情做得圆满，特地举办混合晚宴，让医务界人士淹没在社交界人士中，希望用这种方式平息同僚的怒气。殊不知这样做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更确切地说，当十人委员会（实际人数要多一些）必须选举一个人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