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仿佛在偷偷地做一件针线活儿,有人进来,她就会立即把它藏起。只有我一个见证人,只有我一个旁观者,我一身旅行装束,我是外人,是摄影师,来给今生再也见不到的地方拍张照片——这是一种特权,尽管转眼就会消失,但在我们回到家的一刹那间,能意外地看到我们不在家时的情景。在我突然看见我外祖母的一瞬间,我的眼睛确实象照相机那样摄下了一张照片。我们看见亲爱的人从来都要经过缠绵的温情加工,在温情永恒的运动中加工,不等亲人的脸孔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形象,温情先把形象卷进漩涡,使它同我们头脑中的一贯印象粘在一起,合二为一。既然在我的想象中,外祖母的前额和脸颊反映了她思想深处最经常、最细腻的感情,既然每一个习惯的目光都有一种魅力,每一张心爱的脸孔都是过去的镜子,我又怎么能看见我外祖母那日益变得迟钝而衰老的形象呢?何况我们的眼睛反应我们的思想,在生活中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场面,我们的眼睛也会象一出古典悲剧那样,对那些与剧情无关的东西不屑一顾,只保留能使剧情变得明白易懂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一个纯物质的东西,用一架照相机去看东西,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子里看见的,就不是一个院士正在走出院子去叫出租马车,而是这个院士因怕摔交而小心翼翼、摇摇晃晃走路的样子,是他摔倒时的抛物线,仿佛他喝醉了,或是地上结着一层薄冰。同样,如果老天爷偶尔和我们开一次残酷的玩笑,使我们灵活而虔诚的温情没有及时把绝对不能让我们看见的东西隐蔽起来,而是让我们的眼睛第一个赶到现场,自由地行动,象照相机那样机械地工作,这时,我们看见的将不是那个被我们的温情每天无数次地披上一件珍贵而虚假的外衣的熟悉形象,而是一个死亡才会显示的身影。其实,如果不是温情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我们早就应该看到这个身影了。对我来说,外祖母还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从来都是通过自己的心灵,通过一个个大同小异、互相重叠的透明回忆来看见她的。她总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她。一个久不照镜子,平时仅仅根据理想的形象想象自己的脸孔是什么样子的病人,当在一面镜子中猛然看见自己真实的形象,看见一张干枯而凄凉的脸孔上高高耸起一个埃及金字塔式的粉红大鼻子时会吓得后退一步,我就象这个病人,当我在我们的客厅里,在这个属于一个新世界的、一个时间的世界的、一个生活着“随时间而变老”的陌生人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