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从袋里掏出火车时刻表观看。光是为了不让自己再继续撒谎。我一开口，只要情绪对头，就能一连胡扯几个小时。不开玩笑。几个小时。
此后我们就不再怎么谈话。她开始阅读自己带来的那本《时尚》杂志，我往窗外眺望一会儿。她在纽瓦克下了车。她祝我手术进行得顺利。她不住地叫我鲁道尔夫。接着她请我明年夏天到马萨诸塞州的格洛斯特去看望欧尼。她说他们的别墅就在海滨，他们自己还有个网球场什么的，可我谢绝了，说我要跟我的祖母一块儿到南美去。这实在是弥天大谎，因为我祖母简直很少出屋子，除非出去看一场混帐日戏什么的。可是即使把全世界的钱都给我，我也不愿去看望那个婊子养的摩罗——哪怕是在我穷极潦倒的时候——
白头发呢。”我把头侧向一边，露出我的白头发她看。她看了真乐得不可开交。“去吧，跟我一块儿去，成不成？”我说。我真希望有她陪我去。
“我真的不想喝。可我还是非常感谢你，亲爱的，”她说。“再说，餐车这会儿大概已停止营业。
时间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她说得不错。我完全忘记这会儿已是什么时候啦。
接着她看着我，问了我一个我一直怕她问的问题。“欧纳斯特信上说他将在屋期三回家，圣诞假期从星期三开始，”她说。“我希望你不是家里人生病，把你突然叫回去的吧。”她看去真的很担心。她不象是好管闲事，你看得出来。
“不，家里人都很好，”我说。“是我自己。
我得去动一下手术。”
“哦！我真替你难受，”她说。她也确实如此。我也马上后悔不该说这话，不过为时已经太晚。
“情况不算严重。我脑子里长了个小小的瘤子。”
“哦，不会吧！”她举起一只手来捂住了嘴。
“哦，没什么危险！长得很靠外，而且非常小。要不了两分钟就能取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