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勋爵已成为纳粹的棋子和帮凶以后，他又采取鸵鸟政策，故意视而不见，并且为自己找借口，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理解当今的国际大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信赖他们已经认定是既明智又可敬的那位雇主，将全副精力奉献于为他提供最好的服务上。他一方面坚称达林顿勋爵是位伟大的绅士，他为自己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为这样一个人服务上而深感自豪，另一方面却又在两次截然不同的场合有意地回避他是否曾为达林顿勋爵服务的话题，甚至不惜矢口否认。他一方面义愤填膺地为爵爷声辩，说人们攻击爵爷是个排犹主义者绝对是卑鄙龌龊的无耻谰言，一方面又因为奉爵爷之命开除了两个犹太女仆而难以释怀，几成心病……这种前后不一，甚至完全矛盾的表述实在是太多了，而其根源则在于达林顿勋爵并非如他所愿意相信的那般完美，但正视这一点就等于抹杀了他三十年来鞠躬尽瘁地工作的意义，乃至于把他整个人生的意义也都一笔抹杀了，而这是他绝对无法面对的残酷真相。
达林顿勋爵具有真正的绅士精神，秉持Noblesseoblige（位高则任重）的道义责任，在一战后为明显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战败国德国鸣不平，并且不限于道义上的支持，勇于行动，以殚精竭虑的实际作为运筹帷幄，奔走呼号，其精神何等高尚，其行为何等高贵。在为德国争取平等待遇的那次国际会议上，勋爵曾跟美国的政客刘易斯先生有过一次正面的交锋，刘易斯先生说他们凭借自己高贵的精神治国理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国际事务需要专业人士来掌管，他们都是外行，他们根本就搞不清状况，仅凭着美好的愿望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勋爵则反驳说他所谓的专业精神无非是通过欺骗和操纵来为所欲为，是依照自己的贪欲和利益来排定轻重缓急，而他所谓的外行，他更愿意称之为“荣誉”。多年后，当爵爷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居然将英国首相拉到自己家里来和纳粹德国的驻英大使进行密谈的时候，他当初的至交兼同道的儿子，也是他的教子的小卡迪纳尔因为不愿看到他所尊敬的教父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特意赶来苦苦相劝，但爵爷却置之不理。借酒浇愁的小卡迪纳尔对史蒂文斯吐露了真情，他重提当初刘易斯与爵爷争执的这一幕，而他现在的看法已经完全倒了个个儿：“唉，我不得不说，史蒂文斯，那位美国老兄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这还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当今的世界太过险恶，是容不得你那些善良高贵的本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