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儿肯定会负责把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我相信自己也客套了几句，或许是颇为言不由衷，大意是我不能这么麻烦他们。泰勒先生对此的回答是：“实不相瞒，先生，您若是肯光临寒舍，那将是我们的莫大荣幸。我们这个莫斯科姆村可是不大见到像您这样的人物莅临的。而且恕我直言，天都这么晚了，除此以外您恐怕也没别的办法可想了。我要是就这么着把您扔在这黑更半夜里不管的话，我老伴儿是绝不会轻饶于我的。”
我于是恭敬不如从命，就这样接受了泰勒先生和太太的热情招待。不过我方才说起今晚的经历实在是种“煎熬”时，指的可并非只是汽油耗尽以及来到村里这一路上的狼狈不堪。因为随后发生的事情——在我坐下来和泰勒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的邻人共进晚餐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它们对我身心的压力可远比之前那单纯的肉体不适繁重得多。不瞒您说，等到我终于能够退回到这个房间，可以把时间花在回味达林顿府那些陈年往事上的时候，这真算得上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事实上，近来我变得越来越容易沉湎于这些回忆当中了。自打几周前第一次产生了再次见到肯顿小姐的希望之后，我想我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用来反复思量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经历了那样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共事，我们之间已经稳定地确立起一种良好的工作互信，可是在一九三五或是一九三六年，这种关系却产生了确确实实的转变。实际上，到了最后，我们就连每天的工作结束后一起喝杯可可、聊聊天的例行性会面都放弃了。可是引起这种改变的到底是什么，究竟哪一串具体的事件真正要为此负责呢？我始终都没办法完全确定。
近来在反复琢磨的时候，我觉得那天傍晚肯顿小姐不请自来、发生在我的餐具室里的那个奇怪的小插曲有可能就是个关键的转折点。她为什么要到我的餐具室里来，我已经记不真切了。感觉上她可能是捧了一瓶花来使“餐具室显得明亮一点”，可是这么一来，我可能又把它跟多年前我们刚开始共事时她那次同样的举动给搞混了。我确实记得在这些年间，她至少有三次试图把鲜花带进我的餐具室，不过也许真是我记混了，认定这就是那个特别的傍晚她来找我的原因。可是无论如何，我都想特别强调一下，尽管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关系都很融洽，我却从来也没有放任到允许女管家可以成天随意进出我的餐具室的程度。管家的餐具室，至少在我看来，是个办公要地，是家务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