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的音乐教育，嫉妒他还有大好的前途。但平心而论，我觉得他们只是想保护像蒂博尔这样的人，给他们一些帮助，甚至让他们对未来做好准备，这样,当事情不尽人意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太接受不了。
七年前的那个夏天异常炎热，即便在这个城市有时也感觉像是在亚得里亚海。我们要在室外演出四个多月——在咖啡店的遮阳篷底下，面对着广场和所有的桌子——告诉你吧，干这活儿热得不得了，就算有两三台电扇在你旁边呼呼地吹。可是这倒带来了好生意，游客熙熙攘攘，很多是从德国和奥地利来的。本地的居民也跑到沙滩上来乘凉。那年夏天我们还开始留意到俄国人。如今看见俄国游客不稀奇，他们和其他游客没什么两样。可当时俄国人还很罕见，让人不禁停下来看几眼。他们穿着古怪，像学校里新来的小孩子一般不自在。我们第一次见到蒂博尔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在一旁咖啡厅为我们准备的一张大桌子旁休息喝饮料。他就坐在旁边，不停地起来摆弄琴箱，不让太阳照到。
“瞧他，”詹卡洛说。“俄国来的穷音乐学生。他在这儿做什么呢？打算把所有的钱都扔在广场的咖啡上吗？”
“准是个傻瓜，”欧内斯托说。“但是个浪漫的傻瓜。为了在广场上坐一下午宁可饿肚子。”
他瘦瘦的，浅褐色头发，戴着一副老土的厚框眼镜，活像只熊猫。他每天都来，我不记得究竟是怎么起的头，只记得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在幕间休息时和他坐在一起聊天。有时他在我们晚上演出的时候过来，演出结束以后我们会把他叫来，请他喝杯酒，或者吃烤面包片什么的。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蒂博尔不是俄国人，是匈牙利人；他的实际年龄要比长相大一些，他在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学习过，然后在维也纳待了两年，师从奥列格·彼得罗维奇。经过一开始痛苦的适应期后，他学会了应付大师出了名的坏脾气，信心满满地离开维也纳——应邀到欧洲一些不大、但是很有名的地方演出。可是后来由于演出市场不景气，演出逐渐被取消；他开始被迫演奏一些他讨厌的音乐；住的地方也又贵又脏。
于是乎我们这里精心组织的文化艺术节——那年夏天他正是为此而来——就成了他最需要的助推器。当皇家学院的一个老朋友愿意夏天把运河旁的一间公寓借给他时，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说他很喜欢我们的城市，可是钱永远是个问题，虽然他偶尔有些演出，但现在他不得不好好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了。
听说了蒂博尔的烦恼以后不久，詹卡洛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