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一个孩子，”蒂洛说，“所以还不算太难。当然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外出表演不能带着他，他的祖父母总是很乐意帮忙。等他长大一点，我们就把他送到一家很好的寄宿学校。他的祖父母又帮了我们大忙，不然我们付不起那么高的学费。所以说我们是幸运的。”
“是，我们很幸运，”索尼娅说。“除了彼得讨厌那所学校。”
很显然之前的愉快气氛正在流逝。为了活跃气氛，我赶忙说：“不管怎么说，看样子你们很喜欢你们的工作。”
“哦，没错，我们很喜欢这个工作
传统服装，”索尼娅说。“可天热得不得了，很不舒服。我们说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一定要穿上大大的马甲、围围巾、戴帽子？我们就算只是穿衬衫也一样很像瑞士人，又整洁。可是餐厅经理说我们要么穿上全套衣服，要么走人，自己选，说完就走了，就这样。”
“可是索尼娅，哪个工作都一样，都有制服，老板都要求你一定要穿。在银行工作也一样！而人家要我们穿的至少是我们所相信的。瑞士的文化。瑞士的传统。”
这时我又一次隐隐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可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两秒钟，他们看着我的吉他，就又都露出了微笑。我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就讲道：
“我想到不同的国家去表演一定很有趣。你得保持敏感，了解你的听众。”
“是，”蒂洛说，“我很高兴我们能给各种各样的人表演。不单单在欧洲。总而言之，我们因此得去了解很多的城市。”
“比如说杜塞尔多夫，”索尼娅说。她的口气变了——变的有些硬——我仿佛又见到了中午餐厅里的那个人。可蒂洛似乎并没有察觉出什么异常，愉快地说道：
“我们的儿子现在就住在杜塞尔多夫。他跟你差不多大，可能比你大一些。”
“今年初，”索尼娅说，“我们去了杜塞尔多夫。有人邀请我们去表演。不是常有的事，是表演我们自己真正的音乐的机会。所以我们给儿子打了电话，我们的独子，告诉他我们要去他的城市。他没有接电话，我们就留了言。我们留了好几次留言。没有回音。我们到了杜塞尔多夫又给他留言，说我们到了，到你这里了。还是没有回音。蒂洛说别担心，也许他那天晚上会来，来看我们表演。可是他没有来。我们表演完了又去了别的城市，进行下一场演出。”
蒂洛咯咯地笑了。“我想彼得大概是受够了我们的音乐，从小听到大！可怜的孩子，不得不听我们排练，日复一日。”
“我想又要带孩子又要搞音乐挺难的。”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