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问题，我们马上就开始用一种非常标准、优美、富有激情的意大利语谈了起来，我们知道这样可以更好地表达我们要说的。他首先谈到了,bao力问题，他提到了科尔托纳城的一次和平游行，然后他把这次游行非常巧妙地和都灵广场上发生的斗殴结合了起来，他说他想更清楚地了解移民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表示赞同，但关于这些问题我又知道什么呢？我根本就一无所知。尼诺察觉了这一点，他跟我详细地讲述了南部意大利青年的起义和警察对他们的无情镇压。“他们把这些年轻人称为那不勒斯人，称为摩洛哥人，称为法西斯、挑衅者或者无z.府主义的工联主义者。但实际上，那些年轻人根本不属于任何组织，他们只代表自己，当他们愤怒的时候，就会破坏一切。”我想找些话来说，让他能感到欣慰，我就斗胆说了一句：“假如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所在，不能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当然会发生混乱。但错不在那些反抗者的身上，错误在统治者的身上，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他用很欣赏的目光看着我说：“我和你想的一模一样。”
我当时非常高兴。我觉得受到了鼓励，于是很小心地提及了我的一些想法，关于如何协调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从卢梭以及加利亚尼老师让我阅读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了一些话。我问他：
“你读了费德里科·查波德吗？”
我提到了这个名字，因为他就是那本关于国家概念的书的作者，我才看了几页。我对他的了解只有这些，但在学校里，我学到了如何让人相信我懂得很多。“你读了费德里科·查波德吗？”这是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尼诺唯一表示出不赞同的地方。他不知道查波德是谁，这让我一下觉得信心满满。我开始跟他讲了我读到的东西，但我马上明白，向别人展示他知道的和他读的书，那是他的强项，也是他的软肋。假如他能占上风，他就觉得自己很强，假如他没办法插嘴，他会很脆弱。实际上，他有些惊恐，马上岔开了话题，把话题引向其他方面。他和我谈到了意大利大区的问题，谈到了发展这些大区的迫切性，还谈到了自治和“去中心化”，谈到了基于大区的经济计划，很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词汇。因此，不要谈查波德了，我把领地让给他。我喜欢听他说话，我在他的脸上能看到激情，当他激动的时候，他的眼睛非常有神。
我们就这样走了一个小时，边走边聊。陌生人在我们周围熙熙攘攘，说的都是很粗鲁的方言，我们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只有我和他，用那种非常考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