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英喝一口酒，点上一支烟，接着说：“二是我借给你500万，3％的年息，第15年一次偿还本息725万。你预支这笔钱在柏林买一套这样的房子，养着我。房子按2％的折旧计算，15年折旧150万，加上15年的利息225万，你的绝对风险是375万，这就是你要证明站着对话的代价。于我而言是经营资本，于你而言是收留我。”
芮小丹往酒杯里添了一点酒，问：“如果5年以后你嫌我老了呢？”
丁元英说：“有可能，而且不止这一个如果。也许5年以后你嫌我平庸了，也许有一天你
”
芮小丹说：“在柏林买这样的房子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也不是这个生活成本。”
丁元英说：“没钱的时候就选择既清静又生活成本低的地方，有条件了就选择更清静点的地方。在柏林你不必担心买到假手机、注水肉，不必为电话故障一趟趟求电信商，不必为当官的汽车闯红灯动肝火，法律、治安和社会服务环境都要好一点。我没什么志向，就想不招谁不惹谁地过自己的日子。”
芮小丹说：“女人与男人的对话方式只有两个，要么躺着，要么站着。所以，我总愿意把你想像成一个流浪街头的醉汉，想收留你，却不敢想像收留你的门槛有多高。你说过，给你扔块馒头就行，可你要的这块馒头太大了，我这个穷家养不活你。”
丁元英又喝了一口，只一会儿工夫杯子里的酒就快见底了，吃了几口红油肚丝和生拌豆腐丝，问：“为什么要养活我？”
芮小丹回答：“心理，女人的心理需要。和你在一起，我还没自信到不需要证明是站着跟你对话，而上帝给了你一根那东西，你生来就不需要证明。”
丁元英说：“如果这么养着，我也就剩那根东西有点用了。”
芮小丹微微一笑，说：“所以你的思辨得有点用，我的打算和你的打算需要结合，需要建立一个结构。说到底还是我太贪了，还想天长地久，还想站着对话。告诉我，你认为我将来做文化公司能挣多少钱？然后根据这个参数给我一个设计建议。”
丁元英说：“我在1996年就提过，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以你的条件、阅历和人际资源，只要你努力，你在15年内至少能挣到1000万。我给你两个建议，一是你不以求职应聘为生，要学位意义不大，应该什么有用学什么，不影响创作、经营，学个十年八年的，就为有个学习环境。”
芮小丹感到吃惊，既为挣钱的估计吃惊，也为学习态度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