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的缘故，那个在小学门口诱拐儿童的变态狂，才从一个道听途说的传言成了一件有理有据的事儿。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小男人，尽管没孩子要接送，但他一直出现在学校门口。他被痛打了一顿，逃走了，他被一群愤怒的人追打到了小花园那里。假如他没把话说清楚，那他肯定会被人们打死。他说，他不是人们想象的变态，他只是《晨报》的实习生，正在寻找素材。
经过那个事件之后，城区逐渐平静下来了，人们逐渐恢复了之前的生活。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蒂娜的线索，她被大卡车轧了的传言越来越可信了，那些厌倦于寻找的人，还有警察和记者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的注意力放在了那个地区的工地上，那里停工已经很久了。这时候，我重新见到阿尔曼多·加利亚尼——我高中老师的儿子，他已经不再做医生了，他在一九八三年的选举中没能进入议会，现在通过一家不怎么样的私人电台在尝试一种非常尖锐的报道方式。我得知，他父亲在一年多前死了，她母亲在法国生活，身体也不怎么好。他让我陪着他去找莉拉，我跟他说，莉拉现在状态不好，但他依然坚持要去。我给莉拉打了电话，莉拉费了很大力气才想起了阿尔曼多，想起他来之后——到那时候为止，她还没和任何记者谈过——她同意见面。阿尔曼多解释说，他正在做一个地震后的报道，他在那些工地里走动时，他听说有一辆卡车被快速报废了，那是因为它卷入了一件很恶劣的事情。莉拉让他说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都是你的想象。”
“我只是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事情。”
“你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卡车、工地和我女儿。”
“你在骂我吗？”
“不，刚才不算，我现在开始骂你：你是一个很烂的医生，一个很烂的g,m者，现在你是一个很烂的记者，从我家里滚出去！”
阿尔曼多的眉毛皱了起来，他跟恩佐打了一个招呼就走了。我们到了外面，他表现得很难过。他嘟囔着说：“即使是这么大的痛苦，也没能改变她，你跟她说说，我想帮助她。”他对我进行了一个非常漫长的采访，然后我们告别了。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和气的态度，还有他说话时的措辞。他应该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先是她妹妹娜迪亚作出的选择，后来是他和妻子分开。他看起来很精神，他之前那种对反资本主义无所不知的态度，现在变成了一种痛楚的厌世。
“意大利现在变成了一个盲井。”他用痛苦的语调说，“所有人都掉了进去，你四处看看，那些善良的人都明白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