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她学习很努力，生活上也什么都不缺。但她说一口粗粝的方言，她的同学我都不喜欢，假如她晚饭后出去，我会非常不安，但她常常会自觉待在家里。我自己不怎么出去，我在那不勒斯的生活很局限，我会和那不勒斯文化圈的朋友见面，会有一些男人追求我，后来都不了了之，非常短暂。那些非常出色的男人生活在这里，他们迟早也会为成为失望的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怒，他们很风趣，但总夹杂着一丝恶意。有时候我感觉到，他们追求我只是为了让我看看他们的稿子，询问我对于电视或者电影的看法，有时候只是为了向我借钱，然后就消失了。我强颜欢笑，很艰难地维系着我的社会和感情生活。晚上穿上漂亮的衣服从家里出去，对我来说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惩罚。有一次，我没有来得及关上大门，就被两个不到十三岁的男孩抢劫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在距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等着，他一直没有从窗口探出头来。因此我决定离开。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和伊玛一起离开了那不勒斯。
我在波河沿岸租了一套房子，就在伊莎贝拉桥边上，我和小女儿的生活马上就好了很多。对我来说，住在都灵，让反思那不勒斯的一切变得更加容易，我能更清醒地描述它。我热爱我的城市，但我再也不会捍卫它。我确信，我对那不勒斯的不安和沮丧迟早会消失，但对它的爱就像一个镜子，可以让我看到整个西方。那不斯勒是一个欧洲大都市，它的姿态很明确：相信技术、科学和经济发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历史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m;主会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写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观主义——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个方面有用，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几乎本能地知道：梦想着毫无限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充满,bao力和死亡的噩梦，现在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类似的想法。
二〇〇〇年伊玛去巴黎上学了，我又成了一个人。我尽量说服她不要去，我说没这个必要，但她周围的朋友都作出了这个选择，她也不想落后。刚开始，我没觉得太难过，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过了两年，我开始感觉到年老的到来，就好像我自己，还有我取得成功的那个世界都在慢慢淡去。尽管我的几部作品都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奖项，但那些书卖得很少，比如说二〇〇三年，我写的十三本小说还有两本杂文，一共给我带来了两千三百二十三欧元的收入。我应该采取对策，我的老读者对我已经没什么期待了，那些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