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发表这篇文章？”
“发表有什么用？”
“把事情讲清楚。”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谁清楚了？你，我，还是主编？”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早上，主编给我打了电话，一张口就说了很多好话。
“这个阶段，你文思如泉涌啊！”他说。
“这是我和我一个朋友一起写的。”
“能看出来你的文风，但比之前更好了，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拜托你让萨拉托雷教授看看这篇文章，这样他就明白，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文采飞扬、激动人心的文字表现出来。”
“我已经不再和尼诺见面了。”
她很不高兴地摇了摇头，冷冰冰地说她要工作。
我说：
“等一下。”
“我很忙。没有阿方索，这里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状态才这么好。”
我没笑，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律师是怎么说的，他的回答却让我非常失望。主编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他们进监狱，哪怕是一天。但你要知道，索拉拉兄弟是很难进监狱的，尤其是就像你说的，他们已经渗透进地方政治，可以买通任何人。我觉得很虚弱，双腿发软，我失去了信心，我想莉拉一定会很生气。我有气无力地说：“他们要比我写得更糟糕。”主编感受到了我的失望，尽量想让我打起精神，他接着赞美了我在那篇文章里投入的激情。但结论还是一样：凭我手头的东西，很难把他们摧毁。最后让我惊异的是，他让我不要把那篇文章搁置起来，而是要把它发表。“我打电话给《快报》，”他提议说，“假如在这个时候你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对你、你的读者和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你向他们展示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意大利，实际上要比小说里讲述的还要糟糕。”他说，他要重新咨询一下律师，想知道如果发表这篇文章我们会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风险，需要删除或者修订什么。他想征得我的同意。我想，当时吓唬布鲁诺·索卡沃时，事情是多么简单，我很坚定地回绝了。我说：“我会又一次被起诉的，不得不陷入一大堆麻烦——出于对几个女儿的爱，我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我不得不想到，法律对于害怕它的人管用，对于打破它的人却没用。”
我等了一会儿，才打起精神去找莉拉，一字不差地跟她转达了编辑的话。她很平静，打开电脑看着那篇文章，但我觉得，她没有重读那篇文章，她在盯着屏幕思考。然后她用一种带着敌意的语气问我：
“你信任这个主编吗？”
“是的，他是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