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记者很少让我谈论对文学的看法，他们会问我关于那不勒斯的现状的看法，还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思考，这些问题我还是可以谈论的。很快，我开始给《晨报》写稿子，我接受了一个题为“我们女人”专栏的约稿，无论哪里邀请我去，我都会根据不同的观众介绍我的书。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过去出版的那两本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不像这本这么突出，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作家给我打了电话，都是我之前没有机会认识的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想见我，他想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每天我都会接到消息，都是这个或那个出版社要了解我的书。总之，我越来越高兴了。
但是最让我满意的是两个出乎我意料的电话。第一个是阿黛尔打的，她对我很客气，问了两个孙女的情况。她说，她通常是从彼得罗那里了解她们的所有情况，彼得罗给她看了两个孩子的照片，她们都很漂亮。我会听她说，只是礼节性地回复了几句。关于那本书，她说：“我又看了一遍，你很棒，这本书现在好多了。”在挂电话之前，她让我答应她，如果我去热内亚推广我的书，一定要告诉她，我要把两个孩子带给她看，让她们在热内亚住一段时间。我答应了她，但我排除了自己遵守诺言的可能。
没过几天，尼诺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的小说简直锐不可当（“无法想象在意大利还有这样的写作方式”），他说他要来看几个孩子。我邀请他来吃午饭，他特别精心地照顾黛黛、艾尔莎和伊玛，自然谈了很多自己的事情。现在他在那不勒斯的时间很少，他很多时候在罗马，他和我之前的公公一起做事，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他经常会重复一句话：“现在事情越来越好了，意大利终于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他忽然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和好吧。”我笑了起来，说：“你如果想见伊玛，打个电话就好了，但我们俩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感觉是和一个幽灵生了这个孩子，我可以肯定当时床上的人不是你。”他闷闷不乐地走了，再也没出现。他把我们——黛黛、艾尔莎、伊玛还有我——忘了，很长时间都没理会我们，他一定是一出门就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