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⑽,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g,m军》的邹容⑻,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g,m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⑼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