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此,中国王朝出现周期性崩溃。
与中国君权缺乏有效约束伴生,是官僚系统非常庞大,权力同样缺乏有效监督。如们分析过,中央王朝每汲取到1分税赋,官僚系统可能会额外贪污10分。因此中国传统王朝到中后期,总是出现汲取能力过度问题。在皇帝穷奢极欲同时,官僚系统更侵吞大量财富,结果是“皇帝与官僚共享物质财富”[8],导致个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面积腐败当中。
由于中国传统王朝汲取成果不能为社会共享,用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这种过度汲取总是表现为压垮脆弱小农经济。在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中,没有妥协性渠道,要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战争,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
欧洲在持续小规模动荡中发展,人口发展曲线比较平稳。而中国大统王朝总是“脆断”,崩溃所造成周期性人口损失,要远超过封建制西欧。
中国历代很多思想家都发现,在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运转出现完全不同特点。宋代罗泌在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时说:“建封之时,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也就是说,封建制下,最高统治者个人失德,不会带来全天下崩溃。因为各地并不在统领导之下。而到郡县时代,皇帝个人不靠谱,全天下都要跟着倒霉。
王夫之说,从秦代之后,中国历代皇帝“贪天位、戗人伦”,以致“盗贼、夷狄交相蹂躏中国,不知其所终”,即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交替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这种历史规律还找不到终结办法。
黄仁宇则解释说:“中国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段有效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机断弥补。”“中国在专制时代,好像皇权无限,其实大部威权,不过矫揉造作仪式上之装饰,实际是对内不设防,以无数小自耕农作抽税对象,财政收入极为微薄,各种严刑峻法也只能有选择性地、以杀鸡儆猴方式执行。”
五
“过去100年、特别是50年里,世界各地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取得无可辩驳长足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显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经建立起稳固m;主制度国家,差不多与100前完全重合——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唯例外出在东亚地区。这似乎有力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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