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皇帝虽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违背道理;大臣虽然要为皇帝服务,但是不能盲目曲从。
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重要性。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在石碑上留下遗嘱,告诉后代皇帝不得杀掉给皇帝提供意见人,以“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君臣间条不成文约定。文官犯再大错,受到惩罚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居然敢这样对皇帝宣传“m;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样。
宋真宗有次派人拿着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内容是封他宠幸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不合理,什话也没说,当着太监面,把皇帝诏书放到蜡烛上把火烧掉,然后对太监说,你就跟皇上说,不同意。(《宋史·李沆传》)皇帝也只能无可奈何。
宋代还形成朝省集议制度,就是集体决策,遇到重大问题,要文武百官起开会,大家商量解决,皇帝不搞言堂。有时候,如果这项政策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影响到某个行业,还会邀请老百姓参加,就像今天政策听证会。比如宋太宗时候,要起草关于茶叶经营法律,就专门请来几十名经营茶叶商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陈恕传》)。北宋熙宁年间,在改革财政税收制度之前,朝廷专门请市井商人,甚至杀猪、卖肉,都到朝堂上参与讨论,“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这在其他朝代,是绝对不可想象。
宋代政治当然也存在着传统政治大量弊端,比如重文轻武、防民过甚,导致国防实力下降;比如地方分权过甚,*员数量过多,造成“三冗”;再比如们后文将要讲到王安石变法中些内容。但是,总体来说,宋代仍然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最高峰。宋代享有空前绝后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出现许多民间小报,称作“新闻”。小报有自己专业“爆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以先得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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