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么搞到他们的钱呢？
汉武帝的第一步是“卖爵”。挂起一批诱
际上却超过了50%。
这种腐败还是比较低层次的腐败，更高层次的腐败是修改税基。*员和吏员们利用信息不对等的优势，帮助*员家族和地方大户通过“洗抹涂改或者故意毁灭”的方式，修改税收底册，把豪强士绅负担的部分分摊给平民百姓。[16]更为普遍的操作方式是由于明代*员有免税免役权，就是说*员的家庭不用交税，也不必服劳役，所以大量百姓就投靠到*员之家，把土地投献给*员，以求少交赋税，这样，又有很多负担就转移到剩下的百姓身上。
官府增加民众负担的第三个办法是通过“附加税”，税外收税。
古代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比，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z.府直接面向每一个农民收税。而其他国家在前现代化时代绝大部分实行的是“包税制”和“纳贡制”。“包税人”和“头人”管理一个地区，具体如何征税国家并不管。中国却是通过国家机器直接到每家每户收税。
这看起来比较“现代”。但问题是，在传统时代，技术上无法建立起现代税收体系，税收管理极为粗放，县令收多少税是有非常大的弹性的。由于传统中央z.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通常只顾保中央的收入，不顾地方利益，给地方z.府分的比例太低，因此地方z.府通常会以地方办公经费的名义额外征收各种附加费。对这种情况，中央z.府也只能默许。但问题是，多收多少，国家并没有固定的标准。黄仁宇说，传统中国的一大弊病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征收多少，实际上是地方官的“良心账”。
既然如此，地方*员自然就“不讲良心”，尽可能多收。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多收10%就能满足办公需要了，但最后可能变成20%~100%，甚至更多。多的部分除落入了自己的腰包外，再层层上供上级，叫作“陋规”。因此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二
当然，我们以上说的都是常态下的办法。在非常态下，传统官僚体系还有很多新花样。
我们前面讲了，汉武帝大笔花钱，府库为之一空。于是汉武帝决定向民间收割财富。最肥的一茬是谁？当然是商人。
武帝初年，随着经济发展，一大批大工商业主崛起，家业万贯，实力相当雄厚。汉武帝对这些巨商非常反感，认为他们虽然如此有钱，却对国家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指责他们不帮助国家的急难，导致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