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臣民要无条件顺从君主,“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这些话比韩非子说得还要到位,皇帝听起来当然会感觉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三纲说”: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
都认为这“三纲”是儒家提出来。
但是事实上,这是法家东西而不是儒家。“三纲”,最早是法家说法。韩非子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
这显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礼”而为。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对法家这种单向三纲。
那,为什后来三纲成儒家思想代表性词汇呢?
主要是董仲舒“点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韩非子思想巧妙地嫁接在起。
董仲舒对儒学改造,优点是保留儒家以天命恐吓君主理论,而且发展出套装神弄鬼谶纬之学,就是通过种种迷信,什“占星”“望气”之类,来分析“上天”想法,判断上天对皇帝满意不满意。如果地震、天灾,皇帝就要反省,是不是自己哪点做得不对?就得洗个澡,静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说,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视天命,通过“上天示警”让皇帝有所约束,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就可能亡国。这就在定程度上保存周代文化核心成果。
但是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和韩非子样,把皇帝推到至高无上绝对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说得比韩非子还要过格。
为强化皇帝地位,他不惜穿凿附会,寻找神学上根据。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横竖,三横,代表天、地、人,竖,代表贯通。皇权是贯通天地。他说,皇帝是整个国家心脏,“海内之心悬于天子”,臣民与皇帝关系,就像四肢与“心”关系样:“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心在想什,四肢就要想办法来满足心需求;皇帝喜欢什,百姓就要顺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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