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治国首先要让百姓穷下来，失去生存的基础，让他们乖乖地听从权力的指挥，遵循国家政策导向。所以“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商君书·去强》。治国的人如果能随便让穷人富起来，富人穷下来，那么证明这个国家有力量，有力量的国家才能称王。
儒家认为，要任用知识分子，选拔贤人去治理国家，韩非子认为，这也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这些聪明人头脑太活跃，不容易统一指挥。“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求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知识这个东西虽然有用，但是副作用太大，因此只好割爱。“故遣贤去知，治之数也。”把贤能和有知识的人赶走，这是
入混乱。
儒家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因为他们有不大不小的“恒产”，所以心态很平稳。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基础，那么他就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会走上歪门邪道。
商鞅却说，治国之要诀是“弱民”和“胜民”。也就是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为什么呢？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意为只有民弱了国才能强，只有让民众既愚昧又贫穷，这个国家才能强大。
这是基于什么逻辑呢？商鞅在《算地》中说：
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
有手艺的人靠手艺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经商发财，这样他们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当回事，国家就不好管理，只有先让他们穷下来，贱下来，弱下来，他们才会尊重权力，把*员当回事，“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商鞅在《赏刑》篇中还说：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破），锐者挫。……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
要消灭民众中那些知识面广的、聪明的、有信义讲廉耻的、有礼乐修养的、喜欢结党的、追求名誉的人，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获得富贵。
因此，儒家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法家却认为知礼义是没有必要的。商鞅认为中产阶级对更高的精神理想的追求是可怕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畏惧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