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时期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成为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17]
其次，小麦和青铜的引进，提升了中国人的组织能力。
“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18]这就需要出现新的社会管理组织，正是这种需要促
真不是。中国内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没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驯养黄牛和绵羊的遗骸。
事实上，考古学家公认，人类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几乎都是在中亚和中东出现的，比如距今10000年前，人类在中亚西部驯化了小麦；也差不多同时，也就是10000年前，人类在中东驯化了绵羊和山羊；距今8000年前，人类在中东一带驯化了黄牛。
“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没有小麦、大麦和燕麦栽培过程的证据”，“绵羊和山羊引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和小麦、大麦的东传是平行发生的”[14]，这些驯化物种，小麦、牛和羊，传入中国的途径和青铜相同，它们先是传入新疆，然后传入了中原。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驯养的牛和羊的骸骨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遗址中，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所以考古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来祭祀的供品一直是猪，从来没有出现过牛和羊。而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中原地区，除了传统的猪殉葬外，绵羊首先在河南偃师商城成为殉葬仪式中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在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阳殷墟变得更加司空见惯。”[15]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太牢就是指祭祀时用牛、羊和猪，少牢就是只用羊和猪。
因此，六畜之中，只有一半，也就是猪、狗、鸡，是中国的土产。其他三种，马、牛、羊，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16]
二
那么，牛、羊、小麦的传入，和中国早期王朝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呢？
它们提高了生产力。
中国本来没有食草的驯养动物，猪、狗、鸡都不吃草。所以牛和羊传进来后，既不会跟中国本土的猪、狗等传统家畜争夺食物，又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肉食来源。
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原来都是种小米的，但夏代之前突然开始普遍种植小麦。
因此，这些外来物种的贡献首先是提供了大量食物，支持人口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