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也适用于嘉庆时期。
教育式
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腐败是典型制度性腐败。
僵化财政制度、失灵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
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员们加过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但*员们薪金仍然是固定，这就使他们收入同应有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g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大明帝国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恪守“不加赋”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税收，嘉庆年间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近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物品是有数。人口比以前增加，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物品就减少。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生存之资不被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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