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
次鸦片战争
失败并没有什
可奇怪，曾国藩认为，如果中国整军经武，全力与战，早晚会扳回局。因此这次战争失败并不能说明中国有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任何必要。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曾国藩仍然认为：“独至
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7)
直到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还对左宗棠说，与洋人不是不可战，关键是选好将帅。第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因为将帅不行，所以失败
。这次如果要罢和主战，必须有批靠得住将领：“夷务果有翻局，不悉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8)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想法发生根本变化。
首先，这次战争让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武力差距是极其悬殊。第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并没有举全国之力，特别是没有动用清朝视为根本骑兵力量。而这次，僧格林沁是朝中最能战亲贵，所辖又是大清最精锐满蒙骑兵部队，在洋人军队面前，仍然如同以卵击石，败得塌糊涂。“大清王朝赖以立命骑射之本被无情地动摇。八里桥之战，清军集中优势骑兵向英法联军发动冲击，却在对手枪炮打击下如同撞上铜墙般，马步队损失惨重，损失数千人，大溃而归，相比之下，英法军队损失却微乎其微……死掉仅5人。”(9)曾国藩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武装，如同幼儿面对成年人，并不在同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
曾国藩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10)。遇事喜欢深思，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开始日夜思考洋人武装力量为什如此强大，那些神奇西式武器背后隐藏着什样秘密。
其次，这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那些蛮族不同，他们行为方式体现出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
历史上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个新王朝。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皇帝别墅，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象征紫禁城及太庙、天坛等地，却没有动。
这当然不是随机选择，而是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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