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有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图”,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所以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这点们不可轻忽。
第二,“古来祀典,兴废不常。”祀典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丝毫不可变动之事。
第三,“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24)对死去皇帝皇后意见,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时,太皇太后孝庄死,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儿子顺治。按理说这“不合袱葬之例”,因为皇后死,按理要安葬到自己丈夫身边,所以她应该埋到沈阳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康熙还是不敢违遗命,将太皇太后梓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时就在这里正式下葬。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功绩按以前之例,完全可以称“祖”。但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所以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也。”(25)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抑自身,表明他对列祖列宗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如果不遵行,那不符合大清家法。
曾国藩这道奏疏辨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看,十分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论辩,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遗憾。曾国藩这道奏折也说服满朝大臣,大家致同意这办。所以,这件事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对曾国藩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事,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除户部之外其他几部“副部长”。这下,曾国藩就更忙。特别是到刑部后,繁重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时间。他写家信说:
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长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26)
也就是说,到刑部,可比以前更忙。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同,事情太多。要是长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
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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