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心情太激奋。
他等这多年,等来个励精图治皇帝。咸丰帝对官场批评,简直和曾国藩观点“契若符节”,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多年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空间。
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封《应诏陈言疏》。在这份上疏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批评,谈到他认为最重要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员们“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20)。他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就是说,京官,就是朝中*员,有两大毛病,个是遇事退缩,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事,大家你推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很用心。但是对国家发展大方向、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个人敢说,也没多少人敢想。
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个叫敷衍,遇到什矛盾和问题,就是个字,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推给下任。第二个是颟顸,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根本不管。
在奏折结尾,曾国藩更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言及主德之隆替,无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21)
就是说,十来年间,朝中大臣没有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严重问题。地方*员,也没有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矛盾。那些负责进谏*员,也没有个人指出过皇帝有什做错地方。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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