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帝保佑，他不敢再在已成废墟的家乡多呆一天了。然而，亲人们的疼爱，礼拜日的郊游，他那个阶层的未字闺秀们的表示渴慕的奉承，使他淡忘了第一天晚上的痛苦。渐渐地，他对十月里的闷热，对刺鼻的气味，对朋友们的幼稚见解，对“大夫，明儿见，甭担心”都习惯了，最后在习惯的魔力面前屈服了，很快他就对自己的回心转意找到了方便的答案。这里是他的天地，他对自己说，是上帝为他创造的悲惨而压抑的天地，应当随遇而安。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接管父亲的诊所。对那些英国家具，他原封未动。家具笨重而结实，上面的木头在黎明时的寒风中嘎嘎作响。但那些总督时期的学术机构和浪漫派医学机构签发的字据，他把它们通通搬到阁楼上去了，把法国新潮学校的文凭放进了玻璃框。除了一幅医生正在抢救一名裸体女病人的画像和一张用哥特式字体印的古希腊医生的座右铭之外，他把那些褪了色的图片都摘掉了，把自己在欧洲各个学校获得的许多各式各样的评语优良的文凭贴了上去，紧靠着他父亲那张仅有的文凭。
他想在慈善医院推行新章法，但这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尽管这是发自年轻人的激情。这所陈旧的医院，顽固地坚持那些早已过时的迷信，比如把病床的腿儿放在盛着水的盆子里避免疾病爬上床，或者规定在手术室穿名牌衣服和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考究是无菌操作的基本条件。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用尝尿的办法来确定尿里是否有糖，象称呼同窗学友似的提及查科特和图肖，在课堂上郑重警告牛痘有致人于死地的危险，却又对新发明的坐药相信到了令人怀疑的程度，这一切都让人受不了。他在各方面都同别人格格不入：他的改革精神，他的怪癖般的责任心，在一个人们到处都是风趣成撤的国家，他对诙谐反应迟钝。他那些实际上是他最难能可贵的美德都引起年长同事的妒忌和青年人油腔滑调的嘲笑。
他最感到担忧的，是城里那种可怕的卫生条件。他在各个方面的最高当局之间奔走求助，建议把那些西班牙式的阴沟填掉，那是巨大的老鼠温床，代之以加盖的下水道；脏东西也不能象过去和现在那样泻进市场旁边的海湾里，而应运到远方某处的垃圾堆里去。设备齐全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屋有带粪坑的厕所，但拥挤在湖边容易窝棚里的人，却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便溺。粪便被太阳晒干，化作尘土，随着十二月凉爽宜人的微风，被大家兴冲冲地吸入体内。乌尔比诺医生曾试图在古堡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