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音响后，我说：“我是马修。我见了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推
她走时，这个地方已经挤满了上班族。走前，她已喝够了咖啡，开始喝起白酒了。她要了一杯酒，剩下了半杯。我一直在喝黑咖啡。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她的住址，电话号码，还有钱斯的代接电话服务站号码。仅此而已，实在不多。她走后，我把咖啡喝完，从那叠百元大钞中抽出一张付帐。
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五十七和五十八大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而我住的旅馆就在五十七大街拐角附近。
我走进旅馆，到前台查看是否有我的信件和留言，然后用门厅的付费电话给代接电话服务站打了电话。一个女人在响到第三下时接起电话，她重复了号码的后四位数，然后问我有什么需要。
“我想跟钱斯先生通话，”我说。
“我会尽快同他联系，”她说。她听上去人到中年，一副烟酒嗓，“需要给他捎话吗？”
名字，没有住址，还有一个代接电话服务站的号码。”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怎么收钱？”
“你是指从我这儿？有时他来我这儿拿钱。”
“他先打电话吗？”
我留了我的名字和旅馆电话。她问我为何打电话。我告诉她是私事。
挂断电话时，我浑身发抖，或许是因为那些咖啡，我已喝了一整天。我想喝杯酒。我考虑是到街对面的波莉酒吧来一杯，还是到波莉酒吧隔两个门脸的酒铺买一品脱波本威士忌④。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酒：占边波本威士忌或丹特酒，平底酒瓶里那货真价实的棕色威士忌。
算了，我想，外面正在下雨，你不想冒雨出门吧。我离开电话间，转向了电梯（而不是大门），然后回房间。
我把门锁上，把椅子拉到窗边，望着外面的雨。几分钟后，喝酒的冲动消失了。然后又袭来，然后又退去。这冲动来来去去又一个小时，就像霓虹灯般忽现忽灭。我待在那里没动，望着外面的雨。
七点左右，我拿起房间里的电话，给伊莱恩·马德尔打过去。她的答录机做了应答。
“不一定。有时打。或者，他打电话让我把钱带给他。在某个咖啡店，或酒吧，或其他地方，或在某个街角，然后他把我接走。”
“你把赚的钱都给他？”
她点头：“他给我找公寓，他付房租，电话费，所有的费用。我们去买衣服，他付钱。他喜欢帮我挑选衣服。我把赚到的钱给他，他还给我一些，你知道，当作零用钱。”
“你不留些私房钱？”
“我当然留了。你以为我怎么得到这一千美元的？不过也挺滑稽的，我留的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