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协议，但他们的关系可能永远不会如从前了。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无法计算的我给他带来的损失，但是这些话都说得很别扭，说得结结巴巴。怎样遣词造句才算合理？一个人为了你，与父亲和家人疏远，你该如何道歉？也许没有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你该如何感谢一个不肯弃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决定不再挣扎，任凭自己下沉时，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这一切，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那一年的冬天尤为漫长，只有每周的心理咨询会打断那种沉闷。每当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几乎是丧亲之痛，于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春去夏至，终于在秋天来临时，我发现自己能专心阅读了。除了愤怒和自责，我的大脑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我又重拾两年前在哈佛写的那一章。我重读了休谟、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我又想起了。这里面有个谜，一个未解之谜。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我开始了研究。我缩小问题范围，使其更学术化、具体化。最后，我选择了十九世纪的四种思想运动，研究它们是如何与责任问题作斗争的。我所选的运动之一便是十九世纪的摩门教。我踏踏实实研究了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尾终于写出了论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道德和社会科学，1813—1890》。
我最喜欢关于摩门教的那一章。作为一个在主日学校待过的孩子，我被教导，一切历史皆为摩门教做准备：基督死后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为的是让约瑟夫·史密斯跪在神圣树林、上帝还原真正的教会的那一刻成为可能。战争、迁徙、自然灾害——这些仅仅是摩门教故事的前奏。另一方面，世俗历史倾向于忽略诸如摩门教这样的精神运动。
我的论文赋予历史一个不同的形态：既不是摩门教也不是反摩门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我没有把摩门教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目标，也没有贬低摩门教在解决时代问题上所做的贡献。相反，我将摩门教的意识形态视为更大的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章节。在我看来，历史并未把摩门教徒与人类大的其他成员区别对待，而是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我把论文初稿发给朗西曼博士，几天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他坐在我对面，面带惊讶地说，论文写得不错。“有些章节写得非常好，”这回他笑着说，“要是这个论文不能让你拿到博士学位，我会感到意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