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试图澄清这个概念。他说积极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统治。他解释说，拥有积极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恐惧和信仰中解放出来，从上瘾、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强迫中解脱出来。
我不知道何为自我强迫。我环顾房间，除了我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困惑
一扇石门挡住了三一学院的入口，石门上还有一扇小木门。我穿过门走进去。一位身穿黑色大衣、头戴圆顶礼帽的行李搬运工带我参观了学院，领我穿过最大的庭院——中庭。我们穿过石头过道，走进一条铺满成熟小麦色石头的长廊。
“这里是北回廊，”搬运工说，“牛顿就是在这里跺脚测量回声，首次计算了声速。”
我们回到大门。我的房间在正对着它的三层。搬运工走后，我站在两个行李箱中间，从小窗口向外望去，凝视着神秘的石门和它超凡脱俗的城垛。剑桥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古老而美丽。只是我变了。我不再是一名游客，不再是一个客人。我成了大学的一员。门上写着我的名字。根据上面的文字，我属于这里。
第一堂课我穿了深色衣服，希望自己不会太显眼，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与其他同学不一样。我说起话来当然不像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是英国人。他们的言语节奏轻快、抑扬顿挫，让我觉得像是在唱歌，而不是说话。在我听来，他们说话时文质彬彬，显得受过良好教育；而我说话则倾向于含糊不清，一紧张就结巴。
我在一张大方桌周围选了一个座位，听邻座的两个学生讨论讲座主题——以赛亚·伯林[1]的两个自由概念。坐在我旁边的学生说他以前在牛津大学学过以赛亚·伯林；另一个说他在剑桥读本科时就已经听过这位老师讲的关于伯林的课。我从未听说过以赛亚·伯林这个名字。
老师开始讲课。他语气平静，但将材料过得很快，仿佛认定我们对此都已很熟悉。其他学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没记笔记。我将每个字都草草地记了下来。
“那么以赛亚·伯林的两种概念是什么？”老师问。几乎所有同学都举起了手。老师叫了那名来自牛津的学生。“消极自由，”他说，“是不受外部限制或阻碍的自由。此种意义下的自由指一个人的身体不受他人阻碍地行动。”一时之间我想起了理查德，他似乎总能准确无误地把读过的东西背诵出来。
“很好，”老师说，“第二个呢？”
“积极自由，”另一个学生答道，“是摆脱内部约束的自由。”
我在笔记里记下这个定义，但我并不理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