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咱们还是不要在吃晚饭时讨论这个吧。”
我放下叉子,盯着他们看。不知为何,过去半小时里所有的奇谈怪论,都不如这句话让我震惊。他们很少有能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方。遵循我的理解逻辑,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说得通。也许是因为背景:他们属于巴克峰,山峰掩饰了他们,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在那里,周围环绕着我童年时代的聒噪和尖锐的遗物,他们被环境所吸纳。但在这里,离大学如此之近,他们显得如此不真实,几乎像神话一样。
爸爸看着我,等着我发表意见,但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该做谁。在山上,我不假思索地采用他们的女儿和追随者的声音。但在这里,我似乎找不到那个在巴克峰的影子下轻易就能找到的声音。
我们走回公寓,我带他们参观我的房间。母亲关上房门,门后露出马丁·路德·金的海报,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权运动时贴上去的。
“那是马丁·路德·金吗?难道你不知道他和**主义者有联系吗?”爸爸咬着嘴唇上的蜡状组织问我。
他们很快就走了,在夜晚开车离开。目送他们走后,我拿出了日记本。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我写道,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对哥哥的轻蔑变成了一种讽刺。话又说回来,我写道,要不是刚刚想起来,直到今天我自己还从未注射过疫苗,也许我嘲笑起泰勒来会更有底气。
盖茨奖学金的面试是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进行的。校园令人生畏,有完美无瑕的草坪和干净利落的殖民时期风格建筑。我紧张地坐在走廊里,等候被叫去面试;我身着套装,抓着罗宾的手提包,感到笨手笨脚,浑身僵硬。但最终,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因为斯坦伯格教授已为我写了一封有力的推荐信。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确认函:我获得了奖学金。
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是杨百翰大学校报和本地新闻媒体打来的。我接受了六次采访,上了电视。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的照片登上了杨百翰大学主页。我是杨百翰大学第三位获得盖茨奖学金的学生,学校充分利用媒体大肆宣传。我被问及高中经历,以及哪位小学老师对我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