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寻求一些解释,几分钟前才学会的奇怪的词语浮现在我的脑海:偏执、狂躁、自我感觉良好、被害妄想。终于,网页上的故事和伴随我童年的故事都说得通了。爸爸一定是在哪里读过或者在新闻上看到过鲁比山事件,不知怎的,经他狂热的大脑一加工,它不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演绎成了他自己的故事。如果z.府追捕兰迪·韦弗,那么肯定也盯上了吉恩·韦斯特弗,因为他在与光明会的斗争中一直站在前线。他不再满足于阅读别人的英勇事迹,于是为自己锻造了一顶头盔,骑上了一匹老马。
我开始沉迷于对双相情感障碍的研究。按照要求,我们要为心理学课程写一篇论文,我把躁郁症作为研究对象,然后以写论文为借口,咨询了大学里的每一位神经学家和认知专家。我描述了爸爸的症状,但并没归结于我父亲,而是一个虚构的叔叔。有些症状非常符合该病症;有些则不。教授们告诉我,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你的描述听起来更像精神分裂症,”一个教授说,“你叔叔接受过治疗吗?”
“没有,”我说,“他认为医生是z.府阴谋的一部分。”
“这确实使事情复杂化了。”他说。
在这一系列微妙的推动作用之下,我写了一篇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的论文。我以第三人称的角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写道,父母患有躁郁症的孩子受到双重风险因素的打击:首先,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更容易患上情绪障碍;其次,因为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和患病父母糟糕的养育方式。
课堂上,老师讲授了神经递质及其对脑化学的影响。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种选择。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并没有。我只感到愤怒。我想,我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母亲。卢克。肖恩。我们伤痕累累,瘀青、擦伤、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和持续的恐惧之中,我们的大脑充斥着皮质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因为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在经历了第一次车祸、第二次车祸、垃圾箱疗伤、着火、托盘坠落这些事件后,他仍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付出代价的是我们。
提交论文后的那个周末我回到巴克峰。回家不到一个小时,我和爸爸就争论起来。他说那辆车是我欠他的。这件事他只是随口一提,但让我歇斯底里地发了狂。生平第一次我冲着父亲大喊——不是因为车,而是韦弗家事件。我气得喘不过气来,我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哽咽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