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闭上眼睛，希望他不要再提起这件事。
“吃了这些药，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他说。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母亲总是说，药是一种特殊的毒药，永远不会被排出身体，而且会在余生慢慢地腐蚀你。她告诉我，哪怕我现在吃药，十年后生的孩子也会是畸形。
“人们服药止痛，”他说，“这很正常。”
我一定是被“正常”这个词吓了一跳，因为他沉默了。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然后轻轻把药片推过来，直到它们碰到我的胳膊。我拿起一粒。我以前从未这么近距离地见过药片，它比我想象的要小。
回杨百翰大学的前一天，爸爸付了我工钱。他没有足够的钱兑现之前承诺的薪水，那些钱仅够支付我欠的一半学费。我和查尔斯在爱达荷州度过了最后一天。那是一个星期日，但我没有去教堂。我的耳朵已经疼了两天，到了晚上，从隐隐作痛变成持续的刺痛。我发烧了。我的视力也扭曲了，对光很敏感。这时查尔斯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去他家。我说我视力不太好，不能开车。十五分钟后他来接我。
我捂着耳朵，没精打采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然后脱下夹克盖住头，挡住光线。查尔斯问我吃了什么药。
“半边莲，”我说，“还有。”
“我觉得吃这些没用。”他说。
“它们会起作用的，需要几天时间才生效。”
我吞下它，然后又吃了一粒。
从记事起，只要身体不舒服，无论是有伤口还是牙痛，母亲都会给我服用半边莲和制作的酊剂。那从未使疼痛减轻，甚至一点儿作用都没有。正因为如此，我开始尊重疼痛，甚至敬畏它，觉得它必不可少、不可捉摸。
吞下红色药片二十分钟后，我的耳朵不疼了。我无法理解疼痛的消失。整个下午我左右摆头，试图让疼痛再次出现。我想，如果我喊的声音够大，或者动得够快，也许耳朵还会再痛，我就会知道药其实是一场骗局。
查尔斯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但他肯定觉得我行为荒诞，特别是当我开始拽耳朵的时候。要是它们还隐隐作痛，我
他扬起眉毛，什么也没说。
查尔斯的家整洁宽敞，窗户高大明亮，地板一尘不染，让我想起城里外婆家。我坐在凳子上，将头靠在冰冷的台面上。我听到橱柜吱呀一声打开了，接着是开塑料盖的砰的一声。当我睁开眼睛，面前的台子上多了两粒红色的药片。
“大家疼痛都吃这个。”查尔斯说。
“我们不吃。”
“我们指的是谁？”查尔斯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你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