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节课剩下的时间我几乎一动不敢动。我盯着鞋子，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每当我抬起头，总会有人盯着我，好像我是个怪胎。我当然是个怪胎，我清楚这一点，但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下课铃响起时，凡妮莎将她的笔记本塞进背包。接着她停顿了一下，说：“你不应该拿那个词开玩笑。它可不是个笑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走了
被告知下节课将进行阅读测验。两天来，我努力从课本密密密麻麻的段落中找寻意义，但“公民人文主义”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类的词汇遍布全书，像黑洞一样将其他词汇都吞噬了。我参加了测验，一个问题都没答对。
那次失败让我忐忑不安。这是第一个可以衡量我是否够格、我大脑中经由教育得到的知识储备是否足够的指标。这次测验之后，答案似乎很明确：还不够。意识到这一点，我本该憎恨我的成长环境，但我没有。我对父亲的忠诚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在山上，我可以反抗。但在这里，在这个明亮喧嚣的地方，被伪装成圣人的异教徒包围着，我坚守着他教导我的每一条真理、每一条教义。医生是堕落之子。家庭教育是上帝的旨意。
测验不及格并未削弱我对旧信条的新忠诚，但一堂关于西方艺术的课做到了。
我到达的时候，教室里很明亮，晨间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暖暖地照射进来。我在一个身穿高领衫的女孩旁边坐下来。她叫凡妮莎。“我们应该坐一起，”她说，“我想全班就咱俩是新生。”
开始上课了，一个小眼睛、尖鼻子的老人关上了百叶窗。他轻按开关，幻灯机的白光照亮了整个房间。照出的图像是一幅油画。教授讨论了它的构图、笔触和历史。接下来他切换到下一幅画，一幅又一幅。
然后投影仪展示了一幅奇特的画面：一个身穿大衣、头戴褪色帽子的人。他的身后是一堵水泥墙。他手拿一张小纸片举在面前，但并没有看着纸片。他在看着我们。
我打开专门为这门课买的图册，以便看得更仔细些。这幅图下面写着一些斜体字，但我看不懂。有个黑洞般的单词，就在正中，吞噬了其他的词汇。我见过别的学生问问题，于是举起了手。
教授叫了我，我大声朗读了那个句子。读到那个词时，我停了下来。“我不认识这个单词，”我说，“请问它是什么意思？”
一片寂静。不是突然安静下来，也不是没有了噪音，而是彻底的死寂。没有书页翻动，也没有铅笔划擦。
教授抿紧了嘴唇。“谢谢你提了那样一个问题。”说完，他接着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