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圣地亚哥，我们再次以身犯险。身边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种种迹象显而易见。“饥饿进军”大游行遭到了血腥镇压，警察殴打了摄制组的几位成员，砸毁了一台摄影机。因为工作关系常与我们打交道的人都认为，我们假装出境的计谋不会实现，甚至连克莱门西娅·伊绍拉也坚信，我们就像是无辜的圣徒踏进了狮穴。至于寻找那位持异见将军的努力，被那句永恒的回答“明天再联系”阻遏住了。当意大利组得到通知，获准于次日上午十一点到拉莫内达宫拍摄时，我们即处在如此紧张不安的精神状态之中。
让人不由得怀疑这是个致命的圈套。我自己愿意冒一切风险，没什么大不了，但贸然指派意大利摄制组进入总统府拍摄，却不清楚是否会让他们置身陷阱，这个责任过于重大。然而，摄制组成员明知有风险，还是决定负起责任，冒险前往。法国组已经没理由再待在圣地亚哥了。因此，我们紧急召开会议，敦促他们乘坐最早的航班离开智利，带上准备运往马德里的拍摄完毕的素材。在我指导意大利组拍摄皮诺切特总统府的当天下午，法国组起飞离境。
前往拉莫内达宫之前，我先把写给最高法院的信交给了弗朗奇。最近几天，我都把这封信放在手提箱里随身携带，迟疑着是否该寄出去。我请弗朗奇立即亲自邮寄，他照办了。我还把埃莱娜留下的紧急联络电话留给了他。十一点差一刻，弗朗奇开车把我放在神佑街的街角，我在那里跟意大利摄制组全员汇合，一起前往拉莫内达宫。最悖谬的是，这一次我脱掉了乌拉圭广告商的装束，穿上了牛仔裤和兔皮衬里的夹克。这是最后时刻所做的决定，因为格拉齐雅是记者，乌戈是摄影师，奎多是录音师，这些成员的背景早已经过彻底审查。但其助手，名字虽然也要列在拍摄许可申请书上，却不需要验明身份。这正解决了我的难题：我作为照明组助手，手提线缆和聚光灯，混进了总统府。
负责接待的三位青年*员态度亲和，他们轮流引导我们在府内各处游览。我们从容地拍摄了整整两天，力求技术上没有瑕疵。我们特意询问与建筑修复有关的方方面面，因为格拉齐雅针对托埃斯卡和智利的意大利风格建筑做足了功课，所以没人怀疑这就是影片唯一的主题。不过，军方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极有把握地向我们介绍府邸每个局部的意义和历史，以及跟建筑原样相比，做了怎样的修复；但他们也预备了喋喋不休的遁词和云山雾绕的话，缄口不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事件。说实话，修复工作还算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