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前，隔着窗口把米饭递了进去，那位乘客显然花钱订了餐。还没等我们走到卧铺车，服务生已钻回餐车去了。
驶往康塞普西翁的五百多公里，都是在绝对死寂中度过的，仿佛戒严令不仅限制了这趟梦游列车上的所有乘客，还压抑着自然界的一切生灵。有几回我探头窗外，但隔着浓雾，目之所及只有空旷的车站，空旷的田野，这片杳无人烟的国土上的空寂长夜。唯一能证明大地上还有人类存在的，便是沿着铁道无穷无尽布满尖刺的铁网，而铁网后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鲜花，没有动物，空无一物。我想起了聂鲁达的诗：“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有面包、稻米、苹果；在智利，只有铁网、铁网、铁网。”早晨七点钟，铁网仍不见尽头，列车已抵达康塞普西翁。
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前，我俩觉得不妨找个地方刮刮胡子。于我自己其实不成问题，我倒乐意利用这个借口让胡子再长出来。不利之处是，街上的警察瞧见我俩的邋遢模样会怀疑我们是逃犯，因为所有智利人都知道，康塞普西翁这座城市是所有重大社会斗争的舞台。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酝酿于此；在这里，萨尔瓦多·阿连德获得了总统大选中决定性的支持；也是在这座城，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1]在一九四六年掀起了血腥镇压，不久又设立了皮萨瓜集中营，一个叫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青年军官在那里学到了他后来擅长的那套恐怖和死亡的手艺。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广场上永恒绽放的鲜花
乘坐出租车前往市中心的路上，透过凛冽的浓雾，我们看见了大教堂中庭前孤零零的十字架，十字架前摆放着一束不知什么人送来的鲜花。两年前，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在十字架前自焚。此前，国家情报中心以非法私藏武器罪逮捕了他二十二岁的儿子和二十岁的女儿。他各处求告，要求停止对两个孩子的严刑折磨，直到自焚前都毫无结果。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发出的不是哀求，而是警告。因为正值总主教出访，他就跟主教府的*员交谈，跟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报刊记者交谈，跟政党党魁交谈，跟工商界领袖交谈，跟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交谈，甚至连z.府官僚也不放过。跟所有人交谈时他都是一句话：“如果你们不设法阻止他们拷打我的两个孩子，我就往自己身上浇满汽油，在大教堂前自焚。”有些人不信他的话，另一些人不知该怎么办。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站在教堂中庭前，往自己身上浇了一桶汽油，警告聚集在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