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露哈睁开双眼，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西班牙箴言：“我们所能承受的，愿上帝别赐予我们。”距离绑架发生已经有十天了，不论是贝阿特利丝还是她，都已经习惯了一种在第一天晚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生活。绑匪们经常向她们强调，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但是关押制度比监狱还要严格。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允许她们说话，而且只能窃窃私语。她们不能随意从床垫上起身，这张床垫就充当了她们的床铺。她们的一切需要都必须向两个看守请示：请示坐下，请示伸腿，请示和玛丽娜说话，请示抽烟。看守紧紧盯住她们不放，连睡觉的时候都不例外。玛露哈得用枕头堵住嘴，才能降低咳嗽的声音。
唯一的那张床是玛丽娜的，一盏床头灯不分日夜地亮着，铺在地上的床垫和床平行。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睡在床垫的两头，就像十二宫里的双鱼座，两人盖同一床被子。彻夜不眠的看守或坐在地上，或靠墙站着。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只要伸一下腿，就会踩到人质的床垫。仅有的一扇窗户被关上了，她们生活在阴暗之中。睡觉前，唯一一扇门的缝隙也会被破布堵上，免得玛丽娜打开床头灯时，灯光照进屋里的其他房间。在玛露哈的请求下，看守摘掉了天花板上的蓝色灯泡，之前它让所有人都显得苍白得可怕。因此，除了电视机闪烁的灯光之外，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没有其他光源。这个密闭的屋子完全不通风，充斥着热气和臭味。早上六点到九点是最糟糕的时候，人质们醒了，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食物。她们等待门缝上的破布被取走，让她们可以透透气。咖啡和香烟供应得很及时，而且有求必应，这是玛露哈和玛丽娜唯一的安慰。对于贝阿特利丝这位呼吸疗法专家来说，小屋里积累的烟雾是一种灾难。然而，由于另外两位是如此快乐，她便一直默默地忍受着。一次，玛丽娜抽着烟，喝着咖啡，感叹说：“如果我们三个能在我家一块儿抽烟、喝咖啡，笑谈这些可怕的日子，那该是多么美好啊。”那天，贝阿特利丝不仅不觉得自己在勉强忍受，反而遗憾自己不会抽烟。
把她们三个安排在同一间监狱里是一项应急方案。那辆被撞的出租车,bao露了绑匪的行踪，她们被带去的第一所房子没法使用了，这才有了最后时刻的变动和这样的窘境：只有一张窄床；一张简易床垫要供两人使用；在不到六平方米的空间里挤着三个人质和两个轮班的守卫。玛丽娜也被从另一幢房子（据她自己说，那是座农场）带走过，因为那里的守卫嗜酒如命、不守规矩，将整个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