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的问题不在于他的宗教信仰或是他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他有两个哥哥），而是，在他的成长环境中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罪恶。
“我十岁的时候就清楚我的性取向，一直到十五岁我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他说，“最糟糕的是，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我和哥哥们一直都不亲近——我想，他们觉察到了我和他们不同，而且生活在怀特岛上，我感觉就像成长在五十年代。那个地方现在没那么闭塞了——至少，我听说是这样。纽波特[10]有家同志酒吧，到处都有同志邂逅区。但是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长辈们来到家里，之后的寒暄热络，都会让我感觉形单影只。后来，我在学校里遇到一个男孩，我
——如果这么说不奇怪的话。‘阿提库斯正在毁灭我！我受够他了。我为什么要再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他总是会说这种话。”
“所以他才决定杀了侦探？”
“我不知道。他在最后一本书里死了？我一点儿都没看过。”
“他生病了，最后会死掉。”
“艾伦总是说，这个系列有九本书。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很重要。”
“笔记本找得怎么样了？”我问道，“我想你还没找到吧。”
詹姆斯摇摇头。“还没有。对不起，但是我很确定它不在那栋房子里。”
那么，无论拿走《喜鹊谋杀案》最后几章、把艾伦硬盘里的稿件删得一字不剩的那个人是谁，他也要确保那些笔记消失了。这些做法向我透露了一些信息。这个人了解他的工作习惯。
之后的聊天更多围绕艾伦和詹姆斯的生活展开。我们喝完香槟，开始喝那瓶红酒。那几家人用完餐，陆陆续续离开。晚上九点，餐厅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我有种感觉，詹姆斯很孤独。为什么一个男人要把他三十岁前最后的宝贵青春埋葬在弗瑞林姆镇这样一个地方？事实是，他没有什么选择。他和艾伦的关系定义了他，如果没有别的因素，这应该也是他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的理由。詹姆斯跟我说话时非常放松。也许是因为最开始的那支烟，也许是因为不寻常的境遇让我们成为朋友。他向我讲述了他早年的生活。
“我是在文特诺[7]长大的。”他说，“在怀特岛上。我讨厌那里。起初，我以为它是岛屿的缘故，因为我被大海包围着。但实际上，是我的问题。我的父母都是耶和华见证人[8]，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这是事实。妈妈以前常常在岛上四处传教，挨家挨户分发《守望台》[9]。”他稍作停顿，“你知道她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吗？没有门可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