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和照相机。而且，我的前妻带着我儿子也来了，他们娘儿俩坐在第一排，前妻不停地对着我微笑，还伸出大拇指。她的嘴型好像只说了两个字：牛×！
采访进行得很热烈，基本都是其他四人在说话，我羞于标榜自己。虽然大多数记者都是对着我提问的，可我总是把话题撂给大家，尤其是善于说场面话的魏党军，简直是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不遗余力地夸赞我这个前下属。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很鸡贼的女记者问我：“余先生，请问你怎么会有地下贩卖人体器官组织的联系电话？”
我说：“我从网上搜的，跟其中一个人通过QQ联系，所以有了他们的电话。”
鸡贼女记者又问：“你一个普通市民怎么会跟犯罪组织有联系呢？”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而其他人也无法替我回答这个问题，现场瞬间变得尴尬，所有记者都竖起耳朵听我的解释。我相信，此刻现场的摄像机和照相机肯定都把镜头推上去，正在给我面部特写。主持现场采访的冯所长急忙给我打圆场，说是余先生身体不适，宣布采访到此结束。现场开始有些骚乱，这是很多记者因为不满发出的声音。其实，我现在有很多应答备案，每一条都能帮我渡过这一关，例如是对方主动加我的QQ，询问我是否愿意捐献眼角膜等等，但我不想搪塞。我知道，所有记者都是人精，他们会揪住这个话题问个底儿掉，于是，一个谎言需要一千个谎言来遮掩。我总共还有不到半年时间，我不想在谎言中走完我的人生。于是，我站起身来，现场霎时安静下来，我清了清嗓子说：“是我主动找到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因为我卖掉了我的眼角膜。”
采访现场像是炸了锅一样，我的回答让记者很是兴奋，兴奋得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提问。我的肾上腺素就像决堤的洪水，兴奋度绝对超过在座的记者，我的大脑或者说是我的灵魂仿佛出了壳，晃晃悠悠荡漾在会议室的上空，欣赏着因我一举一动一张嘴就能把控的场子。两个月前，就算是在我七十平方米的家里，都不是我能控制的场子。两个月后，我竟然能够左右北京城里所有媒体记者的兴奋度。我真他妈的应该感谢胰腺癌，如果不是胰腺癌，我怎么能享受一周来如此快意的人生？冯所长离开主持台，走到我的跟前对我说：“余先生，您是不是身体不适？我们先去休息室休息一下吧。”
我一摆手，拒绝了冯所长的台阶，台下的记者看到我的手势，也安静下来。先前那个女记者接着发问：“请问余先生，您为什么要卖掉自己的眼角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