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低下，在文官爵次中仅是略高于六百石的中爵。更大的不同是，对于国家大政而言，长史永远都是谋划之功，而不是重臣的治事之功。此间分际，犹如知兵名家入军，做军师还是做大将军，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六国已灭，李斯已经清晰地看到了泱泱华夏面临的重大抉择。
首先，依秦王嬴政的强毅秉性与超凡胆略，以及万事力求创新的为政之风，绝不会在一统天下之后走老路，满足于做一个诸侯朝贡的周天子。其次，天下潮流与天下民心，也不容中国再复辟三代旧制，再重演周而复始的诸侯分治刀兵四起的“无主”局面。再则，多年来与秦王及一班决事大臣会商大事，涉及未来天下至少有一个共识是明确的：秦国必得结束数百年战乱，还华夏一个富庶昌盛和平康宁。若得如此，退回老路显然是逆潮流行事，显然是与秦国中枢君臣长期达成的共识相违背的。
既然如此，新路何在？重新架构天下文明的宏图何在？立即就凸显出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巨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以无与伦比的才具勾勒出华夏新文明的框架，将是无可争议的万世功业，更是修法立制之廷尉府的职能权力所在。当然，这时的廷尉府，也已经不仅仅是战国之秦的廷尉府，而是一统天下的新大秦的廷尉府，是天下立制的轴心所在……每每想到此处，李斯便奋激不能自已。身为法家士子，他比商君幸运，比韩非幸运，更比申不害、慎到等无数法家名士幸运。犹如为将统兵，王翦王贲父子比武安君白起幸运，比司马错幸运，更比蒙骜一班老将幸运。王翦王贲父子力下五国，使天下结束战乱，大秦得治天下。而他李斯，则将创制一套新的华夏文明，如浩浩江河传之不朽。
此等功业，可遇而不可求也，夫复何言！
两年来，李斯近乎疯狂地劳作着，宵衣旰食乃至废寝忘食，全然沉浸在如山一般的卷宗如海一般的事务中。李斯极善统筹，且见事极快，于千头万绪中举纲张目正当其长。一接手廷尉府，李斯立即整肃了原班人马，将廷尉府事务分作两大摊：以廷尉府丞率原班官吏，全力行使日常执法权力；再从已灭五国的旧官吏中遴选出四十余名能事法吏，加上顿弱从齐国斡旋来的六名法吏，编成了一个近五十人的修法署，专门整理六国律法，对比秦法与六国法令之不同，最终得会商提出在天下推行新法之种种补正。
之后，李斯立即脱身廷尉府事务，与丞相府行人署会商，从山东列国开始搜罗游学士子，尤其着意搜求当年齐国稷下学宫流散的诸家博学名士。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