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个问题。们要说是,这种主张邦国振作精神与主张,在齐国这样风华大国并没有泯灭。全部关键在于,当政庙堂笃信“事秦安齐”之国策,对切抗争振兴声音皆视而不见,终于导致亡国悲剧,不亦悲哉!
事实上,从抗燕之战结束,齐国便开始滑入军备松弛偏安之道。
田单复国后,齐襄王十四年只有两次尚算得主动谋战(挨打战全然大败,不当算作谋战)。如此战事频率,尚不若衰弱燕国与韩国末期战事,在战国之世,实在可以看做无战之期。果真如此,则齐国末世两代君主五十八年直没有战争。不管期间有多少客观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主观原因,这都是个不可思议异数!
之所以是异数,之所以不可思议,在于两个基本方面。其,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对于整军兵备重要性认识非常透彻。也就是说,在社会认识整体水平上,对战争警惕,对军备重视,都达到古典时期最高峰。而齐国绝非愚昧偏远部族,却竟然完全忘记背离这基本认识,实在不可思议。其二,从实践方面说,田氏代齐起于战国之世,崛起于大战连绵铁血竟争时代,且有过极其辉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兴盛高峰。如此齐国,面对如此社会实践,却竟然面对天下残酷大争现实于不顾,而奉行条埋头偏安鸵鸟国策,更是不可思议。然则,无论多不可思议,它毕竟是种曾经现实,是们无法否认历史。
后世辑录《武经七书》中,最古老部兵书是《司马法》,其开篇《仁本第》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两句话之所以成为传之千古格言,在于它揭示个冷酷事实: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举凡耽于幻想偏安忘战政权,无不导致迅速灭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大国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抗争都放弃者,齐国为第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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