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森太太才特别介意房客是什样人,因为她希望自己出租房子是在做好事,父母从小就教她与人为善。他们每年都会给动物保护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并且经常参加当地慈善募捐,在扶轮社无声拍卖会上,还为女儿拍下过只三英尺高玩具熊。理查德森太太将租房子这件事看成慈善之举,租价定得很低,虽然克利夫兰房地产价格便宜,但好社区——比如西克尔高地——公寓相对贵得多,她只租给那些她认为有资格租住这套房子人——其中就包括那些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得到命运垂青好人,这让她有种替天行道成就感。
杨先生是她继承出租屋后迎来第位房客,他是来自中国香港移民,在美国举目无亲,讲英文时磕磕巴巴,口音浓重,尽管已经来美国许多年,他口音依然没有减弱。和他说话时,听到似懂非懂之处,理查德森太太只能点头微笑,但她觉得杨先生是个好人:他为劳雷尔学院——附近所私立女子学校——开校车和打杂,工作十分努力。仅靠那点微薄收入,他永远无法住进这样好社区,只能到偏远巴克艾路找处不起眼灰色小公寓,或者(更有可能)去东克利夫兰那片绿化不足三角地碰运气——那里经常被误认为是唐人街,房租异常低廉,到处都是被遗弃旧房子,警笛每晚至少会响次。况且,杨先生把温斯洛路出租屋当成自己房子来爱护,他会亲自修理漏水水龙头,修补门前水泥地,还把那个简直比邮票大不多少后院整治成郁郁葱葱小花园。每年夏天,他都会把自己在园子里种“中国瓜”分给她,仿佛缴纳十税,虽然理查德森太太不知道这种异国瓜果——绿玉色皮上布满皱纹和令人不安细小绒毛——该怎吃,但她赞赏他体贴。总之,杨先生正是理查德森太太想要房客:心地善良,值得她以善良回报,也同样会感念她善意。
为楼上房子找租客过程却没有那成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换次房客:第位来租房子是个刚刚被音乐学院聘为教师大提琴手,第二位是个四十多岁离婚女人,然后是对刚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毕业年轻夫妇。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儿符合她心目中理想房客条件,然而没有个待得久:大提琴手应聘克利夫兰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职位失败,黯然离开,去别城市;离婚女人只谈四个月恋爱,闪电般地再婚,和新丈夫搬进莱克伍德崭新公寓;而那对看上去彼此深爱年轻夫妇,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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