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回忆自己在戊戌变法前后与夏曾佑等人聚谈西学
情形，他们觉得“中国自汉以后学问全要不得，外来学问都是好”。“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
们主观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奇怪而幼稚理想。们所标榜‘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他们身上体现是尚未明确意识到西方各个不同学科之间区别，特别是经常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为
谈。由于在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知识体系里，自然万象原理放之四海皆准，并无此土彼邦之异，因此康梁等人这思维方式，很容易就引申为相信各国历史、社会、政治等方面也是如此，从而将近代西方思想、学术与价值体系视为全人类发展指路明灯。这也印证
章太炎后来观察：“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箸之性恒少，本无所谓顽固党者。特以边陬之地，期月之时，见闻不周，则不能无所拘滞。渐久渐通，彼顽固者又流转为新党。”
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主《民报》笔政，在与立宪派论战过程中，他开始进步反思西学对中国历史与现状适用性。当时严复译述《社会通诠》在知识界颇为流行。夏曾佑说“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若”。因为此书之作用在于“胪陈事物之实迹，则执著者久而自悟。泰西往例，莫不如斯。今使示之以天下殊俗，无不有此境”。通过总结社会发展“规律”，为中国指明未来发展道路。书中将人类历史发展分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三阶段，严复在按语中强调民族主义乃宗法社会之产物，借此力斥g,m党反清之非。对此，章太炎改过去对严复态度，在1907年发表《〈社会通诠〉商兑》回应此论。他指出：
观其（严复）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夫不欲考迹异同则已矣，而复以甲之事蔽乙之事，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当来方略，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成，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败。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也。
在章太炎看来，社会发展不能把根据某国家或地区经验所总结观点视为放之四海皆准原理，严复书中最大弊病在于将西方历史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唯“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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